引言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中的优秀诗人不乏其数,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堪称是这些优秀诗人中的佼佼者。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歌也被赞为“诗史”。对其诗歌研究注释成为了一个学术现象,即杜诗学说。
自唐至清末,杜诗学说经历了两次高潮,宋代有“千家注杜”的盛况,元明踵武不绝,到了清代,杜诗学说研究名家辈出、注本纷繁,是杜诗学说的集大成时期。在这些注杜研杜的著作中,清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以意逆志”，理论基础
浦起龙认为“诗之兴也,心声之;其传也,心宅之。作诗、读诗、解诗,胥是物焉。”鉴赏诗歌，又“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
诗歌是心声的载物,诗人作诗是吐露自己的心声,那么读者读的诗歌,不仅是一篇文学作品,更是诗人的内心诉说。浦起龙深深的感觉到,读杜甫的诗歌,理解诗歌字面意思容易,但只理解字面意思,即使读杜诗的时间和次数再多也体悟不到什么。抛开杜诗,研究众多的杜诗注本也只是了解诗歌的字词等皮毛之意,而杜甫的创作意义却无从所得。
于是,浦起龙将心比心,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迎合、推测杜甫写作诗歌的本意,于空灵之间杜甫诗歌的内涵和意义扑面而来,自己的迷惑顿然消散,心解随之而来。浦起龙通过这种自觉主动的文学接受方式,达到了“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的境界。用杜甫的诗歌去了解杜甫,用自己的心去和杜甫对话。
浦氏把解释杜诗的步骤严格的划分出来,即先是理解全篇的意义,其次是每一节的意义,最后是字词语汇的意义。对于古诗,词汇的注释理解固然重要,如若不然,阐释诗歌时先从词汇着手,摘取一两句进行解释,会导致诗歌章节意义的错乱,顺着错乱的章节意义理解全篇,那么必然是以误阐误。
浦起龙注重“以意逆志”,虽然用自己的“心”去领会诗歌意义,对诗歌进行解释,但是他没有完全信马由缰,他认识到注是解释事情和字辞,解是要解释出诗歌的性情,注与解虽然不同,但却不是对立的两者,“神吻”因为“事辞”存在,“事辞”以“神吻”为标准,因而是可以互相利用的,且互相利用后的效果更好。所以,浦氏的这本著作虽是“心解”之作,但不乏对杜诗进行了一番认真作注,在“以意逆志”中,又有“知人论世”的运用。
二、“知人论世”，理论基础
时代不同,所处和所经历的也有所不同,自然心境也不同。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面对如此巨变,杜甫诗歌在前后期必然有不同的主题指向。与时代分离的诗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与杜甫原意背离。
浦氏入木三分的解释了时代的重要性:“缵年不的则徵事错,事错则义不可解,义不可解则作者之志与其辞俱隐而诗坏。”
时代不能准确定位,征引事情时会出错,诗歌的意义随之不得而解,那么必然体会不出作者的情感。基于此他在诗歌编排上用尽苦心,在《读杜心解目录》之前附上了《少陵编年诗目谱》,既对诗歌进行古近分体,又以时代为序编排。
对此,他有独到的见解:“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则寓编年于分体之中。”
以诗中地点定位时代,以诗中史事定位地点,这样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出现舛误。因此,出于对学杜诗者的考虑,他虽分体,但同时把杜诗编年排列。有的注家认为浦氏目录编排繁琐重复,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实为不然,若能理解浦氏这一苦心:诗虽编年,体各分见。则有同时各体诗,须彼此参看者,即互注云:有某篇见卷几之几。又恐不能悉备,特于卷首另列编年诗目谱一册,仍序时不序体,使身事世事,先后犁然。我们不能不为浦氏不耐其烦的精心编排而感到敬佩。
杜甫的诗歌自来因“以时事入诗”而备受欣赏,晚唐孟棨在其《本事诗》中称杜诗为“诗史”,而后论者多为认同。杜诗像时代的一面镜子,面对这面“镜子”,浦氏自觉准确的把握了镜中之象,即史事。如在《九日寄岑参》中解说道:《通鉴》:天宝十三载秋八月,淫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高力士侍侧。
另如《赠李白》浦氏解道:天宝三载,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东游,与公遇于东都。公赠之此诗也。再如对《别蔡十四著作》之解:初严武之殁,州将请郭英乂为节度,朝廷许之。蔡著作当是奉除敕而诣郭,因留郭幕者。郭既遇害,蔡以扶榇下峡,会公于云安,其人为公凤翔旧交,故赠此为别。
浦氏在解释之中总是要以寥寥数语对诗歌的写作背景进行点明,通过史事,他的心解更加客观且更能迎合杜甫的本意。正如他说:将以还诗史之面目,厥惟寓年谱于篇题,若网在纲,其比如櫛。浦氏一直强调年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注重把考察历史事实与鉴赏评析杜诗结合起来。
杜诗中涉及地志、天官、天文、名物等内容不可悉数,历来的注家也多在此做学问。但浦氏在重新利用这些文献时认真辨析、苦下功夫,把错误的注释进行澄清,以还杜诗的真面目。他说:今地界则取衷于《唐书》,而证之舆图、统志以求其合。天文则取衷于《晋书》。盖《晋·天文志》于诸史最详,其星象名号与世传《观象清类》所云,并皆吻合。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浦氏以“知人论世”为其诗歌鉴赏的理论基础。
三、“以意逆志”鉴赏诗歌，“知人论世”
辨流溯源,正如浦安迪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主流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传统”。
透过这一主流的源头和流变,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抒情。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载体之一的诗歌更是诗人内在情感波动的产物,《诗三百》一直被认为是用于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然而如今观之,诗中渗透着作者,乃至当时百姓的感情。《古诗十九首》大部分诗篇借思妇之口描写征人远在他乡之事,但是主题大部分都指归游子深深的思乡之情。
继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之后,正始之音虽把哲学思想引入了诗歌创作,但还是归于玄远的情趣,以情为中心。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无论叙事或是说理,基本都是意在表达情感。在这个充溢着情的文学世界里,诗人或追求自由而直抒胸臆,或为了符合儒家诗教而委婉抒发。如是,解读一篇诗歌,理解诗人的意思至关重要,否则读诗便失去了追求本质的意义。
然而,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不可避免的会有隔阂,产生隔阂的原因有外部世界、内心世界以及对事理的感悟能力。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是消除这种隔阂的有效方法,而且二者不是分开独立的文学批评观,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因此二者的相互融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批评效果。
“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基础,在客观的事实上,在历史的时空中,将自己的主观意愿主动的靠近诗人的意愿,体会诗人隐藏在诗歌中的酸甜苦辣之情。杜甫的诗歌非一时一地所做,或得意悠闲,或忧国悲民,或感时伤世,可谓是其一生的历程及情感写照。“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二者互融的批评方法,更具有思辨性,使得浦氏对杜诗既有主观的艺术审美,又有客观的历史事实做支撑。因此,浦氏可以欣赏到杜诗的艺术美,也能体会到杜诗的思想内涵。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游龙门奉先寺》)中的“天阙”、“云卧”,注者、解者诸说纷纭。如浦氏举例,明代文翔凤把两个词都作为地名解释,欲以实体对仗实体;王安石和蔡兴宗甚至改“天阙”为其他词,欲解释为以虚对虚。但浦氏通过实证,确定“‘天阙’字出韦述《东都记》,其为地名无疑。”在这个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浦氏认为“若‘云卧’,正形容宿处之高迥,定属虚用。而‘云’自与‘天’对,‘卧’自与‘阙’对,正以不执死法为文家妙用。”
浦氏体会到了杜诗用字的巧妙之美。“东藩驻皂盖,北渚临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多涉地名、人名和名物,浦氏通过实证将这些障碍扫清,用自己的情去感受杜甫与李邕之间的深厚友谊,于是乎体会到了“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的情趣,浦氏将全诗的重点放在了“蕴真”二字,“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蕴含真趣者。”顿时把握住了诗歌所要传达的意境和人物的心境。
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心解中,浦氏首先写道:“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这是对诗歌时代背景的交代,然后又说到只一凭眺间,觉山河无恙,尘昏满目。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而有高举远患之思焉。由于熟知诗歌的时代背景,浦氏很准确的抓住了诗歌的一篇之眼“忧”。
正如他自己所说:“说是诗者:三山谓讥切时事。邵长蘅非之,谓只是登高警语。愚则以为忧危所迫也。讥切则轻薄,忧危则忠厚……若泛作登高写景,则语意又太涉荒淼。”
浦氏深深的体会到了杜甫对当时国政的忧患之情,也因此把握住了诗歌语言的艺术指向性。再如《黄草》,浦氏也是先对当时之事进行了考证,随后认定“悍臣未靖”、“外寇又起”,是内忧外患之时的诗作。因此浦氏对诗中的“不归”、“行稀”解释为“民多戍蜀也”,“无消息”、“有是非”解释为“朝廷置若罔闻,境内叠忧多事也”。并且在心解之后写道:旧解此诗,搀入自己旅情,使语意杂出。有是非,各以己意揣其谁是谁非,都属假合。说诗最忌以臆见揣合古人。
浦氏虽然是心解,但是他不主张没有“知人论世”为基础的“以意逆志”。由此可见,在对诗歌注解的时候,“以意逆志”如果没有“知人论世”为基础,便是无端的臆见,而“知人论世”没有“以意逆志”的融合,便成为一堆史实的罗列。浦氏将二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用事实分析诗歌,用心感受诗歌,在一实一情之中,还原杜诗的本来面目。
结语
杜诗学的繁盛,产生了诸多研杜注杜的著作,然而在如此繁多的著作中,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可以脱颖而出,被学界关注,足以见得其自身价值。浦起龙将读者、作品、作者三个要素紧密相连,在把握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接受文学作品,与作者对话,用自己的心去解说作者的心。
如今观之,浦氏对“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运用不仅能够准确的阐释杜甫诗歌的思想性,而且能够准确把握杜诗的情感性,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门户之见,使得其注解具有包容性,因而显得通达。这些突出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研究,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文人,浦起龙的眼光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他的《读杜心解》也存在一些瑕疵,对此我们也要清醒看待。
参考文献
《读杜心解》
《文心雕龙》
《中国叙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