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为什么取名为《人生忽然》？
韩少功说：“《人生忽然》中的‘忽’字有3层含义，这里的‘忽’，一是‘快’，二是‘恍惚’，三才是‘忽然’”。他进一步解释，自己马上就70岁了，“现在回头一想，日子过得很快，忽然的这种感觉迎面扑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你再回头看很多事情，会有一种不确定、不清晰，恍恍惚惚的感觉。“忽然”还有提醒自己时刻保持写作的创新和内省之意，“忽然”不是“忽悠”，要每一篇作品都有感而发，不忽悠读者，不重复自己，真诚和读者交流；“忽然”也是“必然”，没有对文学的执着理想和孜孜以求，没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功夫，就不会有忽然而至的创作成绩，写作不能投机取巧，必须厚积薄发，才能达到“忽然即必然，必然即突然”的终极状态。
新书里有一篇《长岭记》，是韩少功在知青岁月中写下的日记汇编，时间跨度为1972年3月至1974年12月。韩少功在书中写道：“它们只是一个老人对遥远青春的致敬，也是对当年一个个共度时艰相濡以沫者的辨认和缅怀……”
据介绍，从1972年的日记开始，《人生忽然》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有50年，收录的作品是从韩少功成长期开始，通过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做出的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的种种思考和观察，在第三辑“读自己”中，收录作者几十年来的人生追寻和处世智慧，“是几十年生命历程和人生智慧的总结”。
上世纪90年代，韩少功(左三)老家湖南汩罗乡下与农民交谈
什么是情商？韩少功在新书里说，情商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种道德觉悟，一种适群者和利群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种能推进“合作与友好”的阳光品质。
怎样看待生命？韩少功在新书里说：一次性的生命其实都至尊无价，都是不可重复的奇缘所在。且让我们相互记住，哪怕记不了太久，哪怕一切往事都在鸿飞雪化，尽在忽然瞬间。
怎样看待个体生命和大时代？韩少功在新书里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孕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
普通人怎样确立自我价值？韩少功动情地写道：
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很多普通人在时代中遇到和面临的问题，《人生忽然》或许都可以给出答案，这本蕴含了人生智慧的散文集，出版方说：是为了献给迷茫、脆弱、却又满怀憧憬、渴望广阔天地的普通人。
新作选读 / 萤火虫的故事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啊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2001年，韩少功重回当年湖南省汩罗县天井公社的知青点，这里距他现在每年都会住上半年时光的八景乡二十多公里。（韩少功/供图）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17世纪到中国20世纪（史称“启蒙时代”），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S.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东、古中国、古希腊等地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称“轴心时代”），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韩少功在乡间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难求，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仔细品一品，其中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可以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一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这种方案意味着，好日子里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孕育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烦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闹腾正在现实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
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人生忽然》韩少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