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诗学批评，划分诗歌类别向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玄言诗、国怨诗等莫不是剪不断、理还乱。其间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咏史诗也不例外。
班固以“咏史”为题作诗，虽被钟嵘评价为“质木无文”（《诗品》)，但班固之诗却是“咏史”本义的，所以也被后世认定为咏史诗的“正体”。其后以此为题作诗者也都遵循这一模式，如王粲的《咏史诗》叹三良无端被杀之事，阮瑀《咏史诗二首》一首咏秦穆公杀三良殉葬之事，一首咏荆轲刺秦王之事，这些诗歌虽然较之班固的咏史诗而言，“咏”的成分有所增强，但“史”的指向性同样都明显，可以说都没有脱离班固咏史的模式。直到左思咏史诗的出现，才开始打破了班固咏史所设定的这一范式。后世学者都认为左思的咏史诗了咏史与抒怀相结合的新形式，为中国咏史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评价本身没错，但客观地说，左思的咏史诗并无太强的历史意味，它与史的关联其实比较微弱。如左思被后世高度评价的咏史作品：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茎，荫此百尺条。
世宵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理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晚唐时代背景及诗歌总体特征小结，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款来游。
被褐出阎闺，高步追许由。振衣千彻冈，濯足万里流。
这两首诗后世评价很高，也是左思《咏史八首》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我们看到，当中史的成分其实少，其介人的程度和一般诗歌中的用典并无太大区别，所以虽题名为“咏史”，但实则咏怀的成分明显
强于绿史，从诗的意味而言。这种新变当然是一种富有积展意又的创获，左思也国此成为中国脉史诗具有星程裤意义的人物。但关儒是这得一来，后人对于酥史诗的定义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点耀一点历史影像就可以成为味史诗，那么后世诗歌中凡是加人了历史典故的不都可以称为弥史诗?而从后来诗歌发展的趋势来看，左恩的脉史模式显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可以说直到晚唐后期，咏史诗的创作大多遵从左思的咏史模式，虽然他的这种模式被视为班固“正体”之外的“变体”。而正是这种“喧宾夺主”式的咏史路径，给我们今天定义咏史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依然在为如何辨别、定义咏史诗而争论不体。
如何界定咏史诗，这里面有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咏史与咏怀的界限问题。因为有些诗歌虽题名为“咏史”，但实则为咏怀，比知说前面我们说的左思的咏史诗。而有些诗歌虽题为“咏怀”，但实则为咏史，比如阮籍的《咏怀》诗其六：
昔闻东陵瓜在青门外。连吟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说是咏怀，但其实乎咏史。还有其他很多诗歌介乎咏史与咏怀之间，比如鲍照的《拟咏怀二十八首》、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的部分诗，既有咏史的成分，也有抒怀的成分，所以本身就模糊不清。那么究竟该如何判断呢?有学者认为这个要看其间含的“史”的分量，也就是看历史因素在诗中是否占地位。这种分量的轻重其实也很难把握。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否为咏史诗关键还是要看其是否能反映一定的历史意识。所谓的历史意识，也即是对自然以及人类在时间长河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或本质的一种认识，含认识历史、继承历史和创造历史的成分。这些认识是基于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引发的，对国家、社会及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仅是将历史人事作为一种点缀或者一种比兴手段的自然就不能视之为咏史诗。当然了，像左思的咏史，虽然咏怀的意味居多，但作者既已明确题为《咏史》，我们自然还是将其作为咏史诗来看待。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诗中“史”的界定问题。即便我们能辨明历史的因素在诗中所占分量的轻重，那么究竟什么时间的人事才能算作历史人事呢?就比如说对于中唐诗人而言，开元旧事究竟算不算历史呢?这其实也
……
段刻流已矣，感我沸活衣。
大远沧三代，天人罕有窥。邹子何寥席，设说九瀛垂。
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
造时独为责，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
诗歌借感慨昔时英雄人物的风云际会，遥想当日之风流，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用世之念。
而像盛唐的咏史诗，张悦、张九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作品，也多表现出一种歌咏英雄、缅怀先贤的主题思想，诗风豪迈慷慨，充满了一种郁勃之气，并无太多衰飒的情调。这和中晚唐咏史诗同类作品相比有
明显的区别。
中晚唐咏史诗在题材、范围、角度、手法等各方面较之初盛唐都有拓展，咏史诗在这一阶段也迎来了全面的勃兴。中晚唐咏史诗从精神气度上看比之初盛唐有所不及，但在对历史人事的发掘、品评、咏叹及诗歌的数量、题材、体裁、影响等方面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中晚唐乃是中国咏史诗的时期。就咏史这个题材而言，中晚唐诗歌取得的成就是了初盛唐的。不过，我们同时也能感觉到，所谓盛极必衰，咏史诗自刘禹锡、张枯、许浑、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之后，到了晚唐后期韦庄、罗隐、胡曾、刘沧、汪遵、周昙、孙元晏等人手中，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其发展空间已变得越来越逼仄。晚唐后期诗人咏史不但重新回归了咏史重于抒怀的传统，而且评史的痕迹明显。很多诗歌已经失去了史的深沉况味，只是一些简单的历史点评而已，有些甚乎渔樵野话。这说明他们对于历史其实已经并不十分在意了，历史不过是一个话题而已，其间并无多少深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咏史诗在唐代的华丽演出宣告落幕。
本书把放在中晚唐，因为中晚唐是中国咏史诗的集大成时期，它不仅能体现中国咏史诗的成就，而且能反映出咏史诗发展的盛衰变化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咏史诗的发展轨迹。中晚唐咏史诗在唐王朝日趋没落之际反倒大放异彩，可*终它又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归于暗淡。中晚唐诗人咏史晚唐时代背景及诗歌总体特征小结，大多希望借古讽今、烛照存亡，借历史晓谕现实，达到
有补于时、有补于世的目的，可错无论怎样的作品，终究不能挽教唐王朝败亡的命运，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深情与冷眼之中，我们看到了中晚唐诗人对于国家社会、世事人生的种种感慨与无奈。毫无疑问，中晚唐咏史诗，尤其是刘禹锡、许浑、李商隐、杜牧等人的作品艺术成就是高的，但本书要探讨的不仅仅是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成就，括其间所反映出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诗人心态、文人价值观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过程，希望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去阐释中晚唐咏史诗带给我们的特殊意味。
全书共分为六章：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兴盛的缘由。从现实的驱动、历史的吸引和环境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中晚唐咏史诗得以兴盛的内外部因素。第二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内涵。中晚唐咏史诗虽然涉及的内容广泛，但大体上以烛照存亡、弹剑悲歌、别生眼目三个方面表现得*为集中。其意一是表现对衰落王朝的一往情深，一是表现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一是表现对历史人事的独到认识。第三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人的历史意识，共分为历史的崇高感、历史的沧桑感和历史的虚无感三个方面，其主要表现的就是诗人关于存在与价值的思考。第四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的时空表现括时间的艺术呈现、空间的艺术呈现和时空的交融互现三个方面，以此探讨中晚唐咏史诗人是如何将历史的时空和现实的时空转化为艺术的时空的，并借此窥探中晚唐咏史诗在时空表现上的魅力所在。第五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的审美特征，共分为理趣美、谐趣美、感伤美和人性美四个方面，探讨中晚唐咏史诗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第六章主要分析中晚唐咏史诗的阐释价值。其价值可从历史时代的折光、诗人心灵的镜像和诗艺变迁的反映三个方面来体现，这既是中晚唐咏史诗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研究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