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真正开启宋词天地的重要词人。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并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从而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从内容上来看，柳词虽仍多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之作，但也体现出许多新的倾向，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第三，部分词作还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另外，那些抒写作者身世遭遇，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游宦生涯厌倦的作品也颇值得注意。著有《乐章集》。柳永词标志着北宋词发展的转折，他对词的创造性贡献更主要是体现在词调和艺术方面。
首先，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其次，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第三，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达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境界。正是在柳永手中，俚词才具备了和传统雅词分庭抗礼的资格。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沾溉甚深，许多大家都受惠于他，柳词不仅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也为金元曲子开启了先河，以至有人称他为“曲祖”。
代表作品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作品讲读〕一、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此词把男女恋情与羁旅行役结合在一起来写，在倾诉与情人依依惜别的同时，也寓含着词人仕途失意的抑郁、知音不再的悲凉以及江湖飘零的凄苦，感情真切诚挚，情调哀怨伤感，是颇能代表柳词风格的佳作。此词的艺术特点：（1）情景交融，虚实兼写。这首词上阙叙述别情别景，下阙设想别后相思，或融情入景，或因情见景，都是以冷落凄清的秋景来渲染衬托难以割舍的离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词的上阙写临别的情景，是实写；下阙写别后的想象，是虚写，或实景传虚，或虚景实写，既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又拓展了作品的艺术境界，虚实相生，相得益彰。（2）铺叙与点染紧密结合。运用白描手法层层铺叙，是本词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别前、别时、别后的场景氛围，还是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形容曲尽、刻画具体；柳永还将绘画中的点染手法运用于词中，既大笔挥洒，反复渲染，又精细入微，宛转自如。（3）章法谨严，层次分明。此词在结构上，是以时间发展为序依次写别前、别时、别后柳永 诗词陪葬，同时也通过铺叙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揭示了人物的感情变化，首尾连贯，层次清晰，全篇的组织结构非常自然，如行云流水，全然看不出连接的痕迹，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长调的杰出才能。
（4）雅俗兼备的语言艺术。本篇的语言自然流畅，雅俗兼备。“执手相看泪眼”等语，浅近俚俗，当和民间俗曲同调；而“今宵酒醒何处”二句，清雅俊逸，堪与文人雅词比肩，因此被称为“古今俊语”，后人也常用之来指代柳词的风格。此词体现了柳词俗不伤雅，雅不避俗，雅俗共赏的语言特色。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慢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词的特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新”字之上。“新”，是“新声”、“新腔”，是新的艺术，新的形式。历代对这一“新”字，有许多记载和精辟的分析、评价。《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引《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函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清刘体仁《七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慢词“起仁宗朝”之说有误，但对柳永词的评价大体是得当的。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柳永 诗词陪葬，皆能歌柳词”， 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 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 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 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
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 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 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性爱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宋 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 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 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 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 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 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 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 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
牛峤‘须作一生拚，尽 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 这里所说，虽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见长的特点却是贯穿于柳词整个创 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 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 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 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 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在词史上，作品在当 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 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柳永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的创作，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个全才。他既有创意之才，又有创 调之才，在创意与创调两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后代词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两方面 接受他的影响的。很明显，如果没有柳永的出现，词的创作还很难摆脱小令的影响。正是因 为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很大成功，“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
这说明，象苏轼这样的大词人和秦观这样的“婉约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响下大量从事 慢词写作的。周邦彦受柳永的影响更为明显。《柯亭词论》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 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不过，在接受柳永的影响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创意方面接受 的多些，有的在创调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创意、创调两个方面同时接受柳永影响的词人就 很少了。苏轼开创了豪放词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他在创调方面却没有 象柳永那样做出大的贡献。又如周邦彦，他在词调、词律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 在创意方面的进展却微乎其微。可见，在中国词史上能够象柳永那样在创意与创调两个方面 同时作出贡献的词人，在北宋以后的词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王灼承认柳永词“序事闲 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陈振孙则推许柳词“音律谐婉，语 意妥帖”（所引皆同上）。 元明以来，柳永作品广受欢迎，而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也很广泛，话本小说、杂剧戏曲中 都有人写过柳永的故事。话本上文提到了《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杂剧中则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院本有《变柳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