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放自由的80年代，他们掀起了文学革命
1985年“文学革命”的主题是“寻根”
王猛。图片提供/中信出版集团
1985年：站在文学革命的最前沿
文/朱伟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57期
我一直说我年轻时的生活很幸运，经历了1980年代的文学革命；在我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我经历了媒体的兴起。
王猛说：“你应该做文学编辑，还是去《人民文学》吧。” 我跟着他回到了东四八角，感受了《人民文学》光辉的1985、1986。
最佳总编辑王萌
1985年，王蒙转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精心宣扬《人民文学》的效果，照亮了整个文坛。
1984年的《人民文学》基本取材于1950、1960年代与他关系密切的作家：丛维希的《黄河下雪无声》、刘少堂的《荆门脸》、李国文的《危楼编年史》、石光的《青砖楼》、姜子龙的《燕赵的悲剧》、林金兰的《矮凳桥传》。只有江西的陈世旭和山东的张伟两位青年作家登上了头条，他们的作品保证了稳重而写实的基调。
1985年大胆推进“人民文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84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前三届会议分别于1949年、1953年和1979年召开，主旨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清除左派偏见，确保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此次跨年大会是1980年代文坛特别重要的转折点。本次会议，王猛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委副书记（主席为巴金，党委书记由张光年改为评论家唐大成。唐大成评《新人》组织部”在1950年代，后来也被贴上了“
四次代表大会后，周明、崔道义、王超银正式成为《人民文学》副主编。小说组里，正式宣布我负责北京，王府负责上海。
1985年《人民文学》的新面貌始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第三期。当年的《你别无选择》，确实是一部看完之后就热血沸腾的作品。
我拿到了李拓手里的稿子。这部小说显然受到了《第22条军规》的影响：里面几乎每个人都有点神经质，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李拓当时说，这个稿子，你们的《人民文学》一定不能出版。
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页满是手稿。没想到王猛很快就有了终审意见，把小说提升到了一个高度。遗憾的是，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保留了他的签名。记住，一般来说，我们长期都有突破自己无形框架的野心。“青春的朝气和活泼的生活，正是我们向往的！” “闹剧的形式是不是太诡异了？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与失败。也许这部作品能引起一些兴趣和读者评论，尤其是年轻读者？争论比较好。希望是能引起一点轰动的石头。” 均出自王蒙手稿署名。
1985年《人民文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调动了各种创作的可能性。我记得，王猛总是以每期头条之间的反差为荣。他告诉我，风格变化越大，文学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我跟他学的主编。
下半年，从第七期开始，王猛开始利用“双头条”提升刊物质量。比如第七期，第一个标题是刘新武的《5·19远景》，第二个标题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异》。1985 年，《No 》与《You Have No 》一起产生了最具标志性的影响。
徐星拿着稿子去编辑部找我，带着张欣欣的推荐信。他又高又瘦，表面上玩世不恭。当时，他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做衣架，却在温室圈内。
《无主题变奏》用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曲调，那种处处不屑的自以为是，却是他自己的。王猛对这份稿子也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以自己的方式喜欢“开玩笑和骂人”。“精彩”，这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口头禅。
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的《人民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在5月份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召集了全国40位最活跃的青年作家之后。
但王猛对自己作品基调的把握，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在他看来，《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仍然是贴近社会现实、充满青春活力和积极精神追求的作品，表达的困惑是“追求的苦恼”。因此，作为寻根派的重要代表作，韩少宫的《爸爸妈妈》反而被放在了“配菜”的位置。因为它揭示了民族自卑的根源。
王猛显然是考虑到了主旋律。他特意让我邀请刘新武，问我能不能写一些更贴近社会现实脉搏的作品。这就是刘新武的“纪实小说”系列——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表现真实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变迁的脉搏。从1985年第七期到1986年第五期，刘新武用三部纪实小说来引导王蒙期待的社会情绪。随后，王蒙将《人民文学》交给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人民文学》变脸的关键在于王猛清晰的语气和“配乐”。这个基调把握，不仅是靠智商，也是靠自己的品牌——不仅仅靠文学。
他的框架其实就是秦朝阳在1956年提出的“现实主义——大路”。当时秦朝阳是《人民文学》副总编辑。他出版了《组织部新人》等许多“右派”作品，他也因此成了“右派”。王蒙与秦朝阳观念的不同在于，王蒙对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的理解更为开放——他喜欢用西方的表达方式来改造和丰富现实主义。
1985年《人民文学》的显著成就，就是始终关注文学潮流，发现新人，形成自己的潮流。比如，阿诚在《上海文学》发表《象棋之王》后，立刻抓住了他的“树桩”和“小子王”。莫言在《中国作家》发表了《透明的胡萝卜》后，立刻抓住了他的“爆款”，紧随其后的是《红高粱》。
1985年最耀眼的“前卫作家”是莫言和马远。应该说，马原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一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是我当时唯一的遗憾。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遗憾，可能与王猛对莫言和马远的判断有关。莫言的叙事是揭示现实的重量，马远的叙事是解读现实的重量。因此，在王猛看来，马远并不是文学的“主流”。
在《人民文学》中发现的作家除了刘索拉和徐星之外，还介绍了两位未来颇有影响的军队作家：乔梁和王树增。1985年乔梁发表中篇小说《道》，王树增发表中篇小说《黑峡》。在湖南作家群中，除了韩少功、何立伟，残雪还出版了《山上小屋》。
那个时候，《人民文学》真正成为了旗舰和标杆——它激发了作家们自由选择自己的叙事风格。1985年之前，上海的《丰收》和《上海文学》似乎在文学进程中起到了标杆作用。到了今年80年代散文，情况完全逆转。
很佩服王猛的一点是，他在担任主编，处理很多社会活动的同时，很快就能写出他在1980年代的第一部小说《活动转化为人形》。我感受到了王猛写这本小说的轻松。到1985年，所有的门都向他敞开了，不管他写得多么随意，他都能得到支持。一个作家，当没有编辑可以限制他的自由时，那种才华横溢的紧张感很快就会因过度自信而消散。
在我看来，1985年他不再是最好的作家，而是最好的主编。他向我展示了舒适的重要性——没有太多的会议和繁琐的讨论，编辑部可以在汹涌的大海中保持高速，永不偏离航向。
在他之下，你可以充分发挥自以为是的天赋，一切仿佛都在他的保护之下，毫无后顾之忧。一切似乎都被他安排了充足的空间。还记得编辑部去牛街吐鲁番餐厅吃饭时的友好情景。所有的矛盾似乎都很小，没有任何矛盾的理由。王猛对新疆的感情，是他身上最能辨认的感情。当他兴奋时，他会挺直身子，双手背在身后跳一个裹颈舞。他的笑容被皱纹包围。
遗憾的是，“人民文学”的辉煌时期很短。1986年春，王蒙被派往文化部。作为主编，他实际上只工作到了第三期。这三期是我发表的北京头条：林金兰的中篇小说《李迪》、陈容的短篇小说《减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
去了文化部后，他很快就搬到了新家。新居在北小街。原来郑万龙家就在胡同外面，就在对面。经常骑车去郑万龙家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口有这么一个小红门。院子其实不大，但主屋有一个像样的客厅，坐在沙发上感觉不一样。
第一次来，记忆最清晰的就是半夜王猛送我出去，深情地说，住平房的好处是亲近自然。你几乎听不到大楼里下雨的声音。在这里，清晰度就在您身边。
李拓。图片提供/中信出版集团
“拓师”李拓
在我看来，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开始的。
1990年代初期，李拓在美国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1985》，其中写道“棋王”源于阿诚、郑万龙、陈建功在家吃羊肉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他们三人鼓励阿诚一起写小说。
现在回想起来，有1983年和1984年的“电影革命”，还有1984年和1985年的“文学革命”。李拓对1985年的贡献，是在“新电影”的背后——不仅是张暖心的《青春祭》，但也落后于郭宝昌、张俊钊、陈凯歌。电影界的另一群人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滕文骥和吴天明。李拓和滕文姬是哥们儿，吴天明也成了哥们儿。当然，这些电影与他无关，但他确实在各个“圈子”中享受。
在《1985》中，他写到“圈子”酝酿的“革命”：“我敢说，1980年到1984年间，这种文坛遍及中国大陆，无所不在。就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四处游荡，相互激荡，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风暴。”
他认为，1985年是席卷文坛的“圈子”中酝酿的“狂热的风柱”的结果，并以此为分界线，告别了“工农兵的艺术时代”。他意识到“圈子”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形成，可惜他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公共空间”与当时“电影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关系。这就是李拓，他是一个不断向前冲的鼓动者和文化活动家。
我个人认为，1985年“文学革命”的主题是“寻根”，而不是“新潮流小说”。莫言和马远，这两位主角其实都是基于“寻根”，但莫言扎根于家乡高密乡，而原籍沉阳的马远则扎根于神秘的西藏。
在我看来，贾平凹、李航宇、郑万龙是在韩少功《爸爸妈妈》出版之前推动“寻根”的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郑万龙和陈建功是当时北京文坛与李拓最亲近的人。
1980 年代的交流真的很快。李拓不会骑自行车。他经常来我家。我把他送回去，继续在路上说话。李陀常说：“走一走，走一走”。我们聚集在郑万龙家，兴致勃勃地一起从北小街步行回家。
当时李拓涉足四面八方。1985年“文革”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马远，当时都是李拓家的常客，莫言也曾到过。来自全国各地寻找手稿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将来到李拓的家，这里对所有人开放。于是，李陀家就成了文学交流中心，张暖心也难得一见。李拓真是造就了很多人。“陀大师”的称号应该是从1985年开始的。
80年代后半期，李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在1986年第6期成为北京文学副主编。1986年，林金兰上任总编辑，李拓被任命为副总编辑。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冲原为编辑部主任。林金兰联手李拓、陈世冲，成就了《北京文学》的黄金时代。
林金兰任主编，让《北京文学》从1987年的第一期开始焕然一新。本期一开始，《北京文学》一下子开了5个栏目，第一个是汪曾祺的“草木的教训”。王老爷子和林金兰是唱腔相投的老哥们，自然是要帮忙的。小说方面，李拓掌舵，将余华的《十八岁漫漫》登上头条。
老林写的这期《新年告白》，语气很是低沉。他说：“和谐与和谐，活泼与宽松是春天的光彩，是百花盛开的必要气氛。我哪里可以讨论这种气氛？原来这种气氛是我自己创造的。”
现在回想起来，李拓的推陈出新，比我们想象的要谨慎得多。不仅是第一期的出道，后来的几期也没有重要作品的收藏。记得当时我们都很惊讶，觉得李拓也不过如此。但李拓并没有慌张，将余华、苏童、刘恒，以及后来的曹乃谦和丁天一一推开。
李拓任《北京文学》副总编期间，更重要的工作是整顿继莫言、马远之后的第二批作家（先后为余华、叶兆言、葛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他在一篇名为《雪崩在哪里》的文章中写道，以余华为首的作家群体意味着“作家文学的出现”。解放”，“归根结底就是世界的更新”。
现在回想起来，他显然夸大了这些作家的作用。因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千差万别，构成了文坛。但他对这些作家的宣传无疑帮助这些作家茁壮成长。
记得在《雪崩在哪里》中，他第一次用1985年的阅读经历，第一次阅读《十八岁的长途旅行》时，坦率地记录了他的困惑。他说，正因如此，他感到很困惑，“对余华写作的追踪和关心，也成为了一个不断质疑自己在写作和阅读中的习惯立场和态度的过程。”
所以，李拓在他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不断地与人一起前行。
1980年代后期，李拓去了美国。后来，1991年，查建英的丈夫本杰明与李欧凡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就“公共空间”的讨论进行学术交流。我有幸第一次来到美国。
那段时间，我和李拓几乎每天都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度过。芝加哥大学拥有最好的东亚图书馆。这是美妙的一天。我们经常找个角落看会儿书，李拓会来叫我，下楼喝杯冰可乐或咖啡，饿了要个汉堡。晚上从图书馆回家，有时走进咖啡馆，校园里到处都是萤火虫的尾灯在夜色中摇曳。
当时，我们谈到了作家的写作方法。没想到，他看到的，是汪曾祺“口语”的意思。据我所知，汪曾祺作为沉从文的弟子，继承了明末桂有光、张岱散文到费明小说的道路，在平凡中求质朴实。当传统文化来到他身边时，已经到了改造的状态。但是，李拓用“口语化”——五四运动后的白话运动来解释这种“语境化”。他认为汪曾祺已经跳出了“欧洲白话”和“老式白话”。马虎的口语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李拓把汪曾祺和赵树礼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有趣的话题：“五四”白话运动构成了一个世纪毛风格的通俗语言基础。丁玲热情重生并投身其中，各种地方方言、戏曲和民间艺术逐渐被改造。在通俗语言的通俗化上，汪曾祺、赵树礼正是从戏剧和民间艺术中汲取输出语言，延续了传统文化的语境。
韩少功。图片提供/中信出版集团
寻根者韩少功
“寻根学派”的代表作品是韩少功的《爸爸妈妈》。
《爸爸和爸爸》198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六期。事实上，韩少功的小说冗长而难读。它用象征性的文字书写了几个典型的形象：核心是一个只会说：“爸爸”和“×妈妈”的侏儒，善良的时候叫“爸爸”，生气的时候叫“妈妈”。一个同样丑陋的母亲，生下了这个侏儒，不知道男人在哪里，还经常跺脚诅咒人。还有一个男人因为欺负小矮人而被妈妈诅咒，下山再上山后“凑凑热闹”，然后开始预言“快要开始了”。这个人的父亲是个裁缝，识书识礼。
在1985年的背景下，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部小说，因为我还没有接受1985年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也参与了韩少功的欣赏。令我欣赏的是，少宫的《寻根》凭借这部小说轻松超越了贾平凹的秦汉和李航宇的吴越，更何况郑万龙还在说山林传奇。因为他发现，民族性格讨人喜欢的“爸爸和爸爸”向上，调戏“妈妈×”向下。“爸爸妈妈”和“妈妈×”构成母系遗传，成为基因。
说实话，1986年下半年才领悟到《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然后才领悟到韩少功1985年上映的《爸爸》、《蓝帽》、《归来》的伟大。 莫言之后1986年下半年，一批作家开始用这种象征手法写作：北村、姚飞、孙甘露……
回去梳理了一下，发现韩少功的这三部小说构成了1985年的文学转折点。如果说韩少功是通过“寻根”找到楚文化的，那他应该是从楚人那里找到了一种手段。能使他飞得高、承载其奇、表达对历史现实的观察的词。这个“根”不是秦汉的贾平凹和吴越中的李航宇所领悟的。韩少功将“批判现实主义”与楚辞的起源联系起来，跳过西方的“存在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达成一致。这个逻辑其实是对的——这怎么能延续楚文化的脉搏呢？寻根的结果一定是神奇的荒谬。
1986年《人民文学》第六期发表了《女女女》，比《爸爸和爸爸》更具叙事性。起初，那个瑶姑（嫂子）善解人意，牺牲自己去温暖别人。洗完澡后，她意外中风，被另一个人代替。我知道韩少功要写所谓善恶的距离——失去理智，原本的善变成恶。这个中风后姨妈存在的目的80年代散文，就是要打破亲人记忆中的所有美好，抹杀感情，消除她应得的同情。如果“爸爸和爸爸”是讨论国籍，“女人和女人”是讨论人性——没有理性和情感，人就变成了动物，对彼此的残忍变成了本能。妖姑终于被关在笼子里，被孩子们取笑了。应该说，韩少宫引发了莫言和余华的残酷写作快感。
写完《女性与女性》之后，韩少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的搭档韩刚是他的妹妹。记得1986年文坛开始传播米兰昆德拉的重要性。我第一次听说昆德拉是在李拓家里。谈到昆德拉，有一种神秘感：他的隐喻和嘲笑，他对性的描述。后来听说韩少功正在翻译他的一部名著。这本书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鲍白义夫人送给少宫的。包百一写了长篇小说《春月》，当时接触了很多人。.
昆德拉用捷克语写作，韩少宫和姐姐翻译了鲍百一的英文本，十多年后，南京大学的徐军从法文版翻译过来。韩少功的译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徐军的译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文学语言来看，我还是喜欢前者。网上两个翻译的对比太多了，韩文就减少了。从仔细考虑语法的角度来看，我也同意徐版可能比韩版更好（当然前提是我没有看过原文）。问题是少宫翻译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渴望一睹昆德拉的风采。译本于1985年打开，并于1986年迅速出版。1986年，昆德拉极为敏感。最终，作家出版社竭尽全力推出，还是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推出。
昆德拉1987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我们思考存在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关于轻与重、精神与肉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独立就是重量。挣脱是轻，但人必须证明自己，所以昆德拉说：“重量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这种对立不是指简单的目的。灵与肉的关系也是如此。肉是笼子。这个牢笼笼罩着精神，灵魂变得难以忍受。虽然这部小说取材于苏联对捷克的占领，但小说的核心篇幅是对性关系的反思，这是自我与他者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授权编辑）
